“如果我所擅长的东西能够被总结、学习、模仿，甚至被规模化地生产，那么我真正不可替代的部分在哪里?”

　　这是2026年知乎·新知青年大会现场，主持人向6位创作者抛出的问题，也是此刻无数内容创作者内心的集体焦虑。

　　随着AI智能工具和内容平台的发展，“人人都是创作者”不再是一句口号。但与此同时，“同事skill”“前任skill”等新词的出现，揭示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现实：不仅知识可以被蒸馏，风格、表达方式、审美方法、语言习惯，甚至一个创作者长期积累的思维路径，都能够被拆解、学习、提取，并转化为可复制、可调用的能力。

　　当创作的门槛被降低，真正稀缺的究竟是什么?

　　一、“如果有一个按钮，可以去掉焦虑和自我怀疑”

　　面对“蒸馏”这个概念，嘉宾们的第一反应出乎意料地一致——不是抗拒，而是好奇，甚至期待。

　　音乐人刘恋坦言“一定会第一时间尝试”，她好奇被蒸馏出来的那个“我”写的歌算不算自己的作品。艺术家葛宇路的回答更直接：“我其实早不想干了，要是谁能帮我蒸馏，让我去躺着，我巴不得赶紧的。”他形容自己这些年“在给过去的自己打工”——当年在内容平台走红后，总被人追问何时能复制下一个爆款，“那是幸运，那是偶然”。

　　但当主持人抛出一个更极端的问题——如果有一个按钮，蒸馏出的“你”只保留最稳定的才华、效率和快乐，却去掉所有焦虑、失眠、自我怀疑，你会按吗?

　　心理咨询师张春首先表示，不相信这种东西的存在。“如果你没有焦虑，你就不会有释放的快乐。”她以自由职业者为例，“他最痛苦的就是不能下班。”刘恋则联想到了历史上饱受争议的前额叶切除手术，精神病人不会再有狂躁，但他同时也没有了其他快乐和认知能力。她认为情绪的正反面无法剥离，“焦虑的反面可能是敏感度，那是你才华的必须燃料”。

　　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梁永安提供了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我们今天的人，并不是在焦虑中去成长，然后去消除焦虑，而是接纳这个焦虑，把它转化为一种动力。”

　　二、不完美与“无用”的价值

　　如果AI可以无限趋近于完美，人类创作者还能守住什么?

　　答案或许藏在那次意外的演出“事故”里。刘恋讲了一个故事：电吉他标志性的“法兹音色”，源于一次乐队演出时音箱摔在地上，他们将就着演完，意外发现那个声音很好听，便保留了下来。“接下来我们能做的最不可替代的，就是用我们有意或无意的错误，去创造一些新的声音或者声音组合的方式。”

　　刘恋想象未来的某一天，会有乐队在工作室挂一块牌匾，写上“老北京古法手搓摇滚”，当AI批量生产工业流水线般的音乐时，人类作品的溢价，恰恰在于“你为一个人工误差的美付出了更多”。

　　葛宇路则强调了“无用”的价值。他认为，这辈子来这个世界就这么有限的几十年，不做点什么就是浪费，这个让人去做什么、让人有用，实际上是把这一生都工具化。而创作本质上就是和工具化对抗的过程。

　　当被问及“如果AI可以做到99分，人类那不完美的1分还值不值得”时，张春直接“叛逆”了题目。

　　“什么需要完美?只有工具需要完美。工具是干什么的?服务于人的。”张春指了指台下的每一个人：“只要活着，你不可能不创作，你就是创造者。”

　　刘恋的思考则回到了人类的欲望，“本质来自我们生命的脆弱性”——碳基生物必然会衰败、死亡，从而滋生出食欲、性欲、爱欲和恐惧。而AI作为硅基生物，是可复制的、理论上永生的。“我们面临的终极课题不一样。人类面临的是‘我会死，那我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制造意义?’”

　　创作者杨樱提出了一个更犀利的质疑：为什么非要用“完美”这个可量化的KPI来衡量一切?“工业化以来，KPI就是神——跑步配速多少?体脂率多少?点击率多少?这套东西非常AI，只是我们生活日益被量化，无法挣脱。”她认为，真正的创造不是完成一个任务，而是“创造一段经验”——这段经验是未知的，你不知道会导向什么结局，而这恰恰是完全属于人类的。

　　三、AI应用不可突破法治底线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新金融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常务副主任陈燕红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根据现行著作权法，作品的作者必须是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AI本身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同时，在判断生成物能否被称为“作品”时，通常需要考虑在特定作品生成过程中，人类作者是否施加了直接的、构成独创性表达的控制，将“过往全部作品”作为训练数据这一行为，本身可能被界定为对既有作品的“复制性使用”或“数据分析”，而非对新作品的“创作行为”。因此，当原音乐家或工具使用者仅输入“以某风格写一首歌”等简单指令，AI数字分身自主生成了旋律和歌词时，生成物因缺乏人类的直接智力创造，可能难以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作品”，也就难以谈及归属问题。

　　陈燕红认为，若音乐家或工具使用者进行了深度、有独创性的筛选、编排和修改，将AI作为辅助工具使用，那么生成的结果可能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用户作为付出了独创性智力劳动的人，可能被认定为作者。AI开发者通常仅持有AI程序本身的软件著作权，若未参与本次歌曲创作的指令设置、内容把控等具体环节，可能也无法享有该首新歌的相关权益。

　　四、在AI可以“蒸馏”万物的时代，法律最应该守住的那条底线是什么?

　　陈燕红指出，具体的权利归属可以探讨，商业模式的创新值得鼓励，但有两点或许不应被突破。第一，人的主体性底线。法律必须明确并不断重申，AI是工具，而非人。这意味着，任何AI生成的、与特定自然人形成高度对应的“数字分身”或“人格替代品”，其最终的支配权和解释权应牢牢掌握在该自然人手中。未经其明确、真实的同意，不应将一个人的数据化“镜像”用于可能混淆或替代其本人的场景。第二，知情与同意的程序底线。在“蒸馏”万物的时代，技术过程往往是不透明的。法律应确保在利用他人的生物特征、人格特征、创作风格等数据时，有清晰、显著的知情同意环节。这种同意应当是具体、可撤回的，而非一揽子授权。这是保障个人在面对强大技术时，仍能保有最起码选择权的关键。

　　论坛接近尾声时，葛宇路的那句话久久回荡：“工具是手段，但人是目的。”当万物皆可被蒸馏，创作者的最后底牌，也许从来不是什么高超的技术或独特的风格，而是那些无法被数据化的东西：一个真实在场的人，带着他全部的不完美、天真、焦虑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独一无二的痕迹。

　　来源：法治周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