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1年1月1日，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正式成立。同年，英国商人在广州设立中国首个商业保险组织——临时承保协会，此举标志着近代保险业在华发轫，1801年由此成为我国商业保险史纪年之始。得益于清政府对外贸易政策及外商聚集效应，广州自然演变为中国保险业的摇篮。

　　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部经理戴维森(Davidson)在广州发起成立了“谏当保安行”(Canton Insurance Society)。该机构作为19世纪初在华英商首创的保险实体，亦为中国历史上首家专业保险公司。其核心业务聚焦海上贸易风险保障，故亦称“谏当水险行”。彼时广东人将Insurance音译为“燕梳”，保险公司遂得名“燕梳公司”。

　　面对中国这片新兴市场，自1805年谏当保安行创立后，伴随通商规模扩张，外商保险机构以广州为基点向各口岸辐射。至鸦片战争后，新增通商口岸及贸易需求激增，催生更多外商保险公司入华。其业务范畴由单一水险拓展至人寿保险、火灾保险等领域，经营地域亦从沿海向内地延伸。外商通过雇佣买办、吸纳华商参股加速市场渗透，凭借垄断地位攫取超额利润。1866年6月23日《华北捷报》发布消息，由于当季在长江航运中发生了木船翻沉的意外事故，各外商保险公司联合将汉口至吴淞的保险费率从1%涨至2.5%，外商完全掌控了当时的保险定价权。同期香港火烛保险公司年资本收益率达50%，股价暴涨400%，保家保险行、谏当保险公司等均获巨额收益。依托条约特权与技术先发优势，1865年前英商主导的外资机构已形成对中国保险市场的全面垄断。

　　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遭遇挫败，为了谋求转变日益衰败的国势，政府中的开明派开始积极推行“洋务运动”，以求向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富国强兵”之策。许多知识分子以知识报国、知识强国为出发点，将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情况译介推荐给民众，起到了知识和思想的启蒙作用。

　　在推介西方保险并倡导中国建立自己的保险制度方面，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太平天国的领导成员洪仁玕、清末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续富国策》的作者陈炽等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魏源所著《海国图志》(1842/1847/1852年三版)首次系统引介西方保险。书中第51卷“大西洋英吉利国(二)”详述货物运输保险机制，第83卷“夷情备采贸易通志”分类阐释险种：将保险翻译为“担保”，火灾保险译为“宅担保”，海上保险译为“船担保”，人寿保险译为“命担保”。以火灾保险为例，魏源在书中介绍:“宅担保:城市稠密，回禄堪虞。假如木屋价银二千，每年纳会中银二十元，不幸被灾，则会中亦代偿其半。”书中还出现了对除外责任的表述:“交战之际，商船皆不得出港，倘擅动蹈危，则担保会中不偿其所失。”魏源将保险制度定位为西方“恤商之政”，被称为中国介绍西方近代保险的第一人。

　　《资政新篇》(1859年出版)的作者洪仁玗是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物之一，其倡导通过保险制度构建社会风险分担机制。《资政新篇》的第三部分对保险有言简意赅的论述:“外国有兴保人物之例。凡屋宇、人命、货物、船等有防于水火者....先与保人议定，每年纳银若干，有失则保人赔其所值，无失则赢其所奉。若失命，则父母、妻子有赖。”洪仁玕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实施政治改革，意图在农民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郑观应是清末著名启蒙思想家和实业家，他在《盛世危言》(1894年初版，1895年增订)中专设“保险”章节，解析运营原理：“如保房屋一千座，其中一座失险，则以九百九十九座之利银偿还遇险之一座，在公司不过代为收付，稍占经费而已。”并分类介绍国外保险公司险种:“保险有三等：一水险，二火险，三人险。水险保船载货，火险保房屋、货栈，人险保性命疾病。”

　　维新派陈炽著《续富国策》(1896年出版)，提出“保险集资说”。他强调灾害对商业系统的连锁影响，主张“有智者纠集巨资，立保险行，以保轮船车之险”。通过参加保险把不固定的财产损失，化为固定的保险费支出，投保人就可以稳定经营。他还介绍了分保办法，提出保险公司对承保的各种风险，采取分保即向其他保险公司办理再保险的办法，分散危险、稳定经营。陈炽最后提出纠资集股办保险来振兴中国:“即此保险一端，华商之大势成，中国之全局振矣。”陈炽的“保险集资说”站在更高的经济社会层面提出了我国自行集资办保险、振兴民族工商业的设想，构建了本土化保险理论框架。

　　在欧美完成工业革命而中国制度技术相对滞后的特定历史阶段，上述思想家以“师夷长技”为路径，通过译介西方保险制度并倡导本土化实践，既体现忧患意识与责任担当，更为民族保险业诞生奠定思想基石。他们对于西方保险制度的介绍以及国人自办保险的建议和呼吁，直指国家经济振兴之宏旨，对近代中国金融制度转型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参自《保险的起源与繁盛》，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