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国资央企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来抓。为更好地推进依法合规经营，实现治理现代化，国资央企要利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好时机，进一步提升依法合规经营水平，健全法治合规管理，打造“新质”法治合规体系。
什么是新质法治合规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在国资央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要依赖企业内的法治合规建设。法治合规建设，同样需要要素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这便是新质法治合规建设。它是在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和关键要素的基础上，在企业布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微观举措方面，对企业法治合规建设进行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以更好地促进和保障新质生产力的实现。
从建设目标看，新质法治合规建设属于国资央企新质生产力的一部分。它既是国资央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保障，又是新质生产力持续发挥作用的重要来源。
从建设方法看，新质法治合规建设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环境下的实际运用，是将法治精神以及法治治理方法论用于大型企业经营管理的最佳实践。
从建设价值看，新质法治合规建设是推动国企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治理现代化要求法治，法治对治理现代化犹如“基座”。新质法治合规建设与治理现代化在某程度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新质法治合规建设的意义
新质法治合规建设，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要求，也是国资央企深化法治合规管理的新模式。
(一)新质法治合规建设对深化法治央企的重要性。自国务院国资委2021年10月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以来，国资央企法治建设取得相当大的成效。但同时，制约法治管理实施效能的因素还大量存在。从结果看，仍存在一些违反法律、法规和党的政策的行为。从过程看，仍有大量内部工作缺乏科学的法治程序理念，规章制度建设浮于表面，合规风控意识停留在纸面宣传上。新质法治合规建设可助推企业继续深化法治建设，切实提高法治效能。
(二)新质法治合规建设对强化合规管理的重要性。国务院国资委2022年8月出台《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各省国资委也陆续出台本省市国企合规管理的相关规定，对于促进国资央企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与运行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合规管理是在原有各项管理体系基础上新增的一个板块，如何切实发挥其特有的“保驾护航”价值，又能与当前业务开展不冲突、不增加企业负担，是合规管理强化建设阶段需要考虑的。这需要新质法治合规建设带来管理创新、模式创新。
(三)新质法治合规建设对统筹法治、合规、风控、公司治理等体系的重要性。国资央企的法治管理、合规管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ESG管理等，对于企业改革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但近年来，各管理职能的并行发展与归口管理，也导致一些冗余和重复的现象出现。要从根本上进行统筹，需要从法治、合规、风险管理的底层入手，合并行使相关职能，打造一体化、协同化、数字化的管理模式，这也是形成新质生产力所述的高效能劳动对象的一种体现。
新质法治合规建设的要素
相对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是生产力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要素性质和要素结构都将发生重要变化。新质法治合规建设，是法治合规管理体系的升级与优化，同样需要在要素方面进行重组和跃升。
(一)嵌入法治思想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在于创新、冒险、责任和诚信，这都离不开健全的法律体系和良好的法治治理。新质法治合规建设，首要的便是将法治理念嵌入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这个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能动因素发挥应有价值。具有法治思想的国企最高管理者，能够更加充分地担任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贯彻党中央关于法治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履行依法治企的主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之职责。
(二)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管理平台。新质生产力需要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管理信息系统技术、人工智能大模型等融合应用，孕育出更智能、更高效的生产工具，为新质法治合规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现实也是如此。新一代的风控内控合规管理平台，应实现对企业经营活动全链条、全要素的数智化监控与分析，可及时发出风险预警并采取措施，借此提升企业合规管理的效率和精准度，实现企业法治合规数字化、智能化的高质量发展。
(三)全过程的风险数据链。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重要的劳动对象。数据既可直接创造社会价值，又可通过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融合，进一步放大价值创造效应。新质法治合规建设的主旋律之一是以风险为导向。风险的辨识、分析、评价、监测、预警以及应对，离不开风险数据的收集、分析、传输、存储和利用等。风险信息传递和处理链条的先进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决定了风险评估的精准性和风险管控措施的合理性、及时性。风险数据要素的质量，决定了法治合规管理的质量，在新质法治合规建设中占据相当关键的位置。
(四)协同运作的流程机制。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生产要素的协同匹配也是提升要素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良方。新质法治合规建设涵盖法治宣传、法律事务管理、合规监督、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以及公司治理等多体系、多流程。它们在法治合规建设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法治宣传负责提高员工的法律意识和合规意识，法律事务管理则负责处理公司日常的合同、诉讼等事务，合规监督确保公司运营符合法律法规和内部规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则注重识别和控制可能的风险点，而公司治理则确保公司决策和运营的透明度和公正性。这些体系和流程之间可能会出现脱节，导致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建立一个协同运作的流程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包括清晰的职责边界、有效的沟通机制、统一的评估和反馈以及协同合作的文化。
新质法治合规建设的路径
新质法治合规建设的路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文化意识、组织理念、管控环境、科技运用、全员参与、持续改进以及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与中国特色等多个方面入手，全面提升国资央企的法治合规管理水平。
(一)以法治合规文化为统帅。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将法治文化引领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把党的领导作为推进依法治企的根本保证，全面加强党对公司法治合规工作的领导，第一时间落实“第一议题”要求，细化依法治企的要求和任务，形成法治合规工作清单。开展法治与合规多矩阵宣传，推进法治进机关、下项目。
(二)提倡法治合规赋能与保障并行。法治合规要求国资央企在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法律法规和合规要求，避免决策失误带来的风险和损失。同时，帮助企业建立更加完善的决策机制和规范的管理流程，并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增强客户信任度。在保障方面，新质法治合规建设应围绕企业资产安全、财务安全、品牌安全、信息安全等重点领域提出更加严格的管理要求，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培育企业内部“良法”与“善治”。通过法治的力量，优化资源配置，在企业内创设“良法”。即打造一套既能前瞻引导业务创新和业务扩张，又能防控风险、规范管理的规章制度体系。运用法治的原理，梳理流程体制，在企业内营造“善治”格局。即构建一个有利于新质生产力成长的内部生态环境，推动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信息的无障碍沟通，为法治合规流程的运行提供环境支撑、技术支撑和人才支撑。这可参考法治四个环节，将“合”与“规”分置，从企业立规、传规、执规、司规、守规等多个维度同步推进，形成合力，为新质法治合规建设创造最佳环境。
(四)推动法律科技运用。在企业法律管理中，法律科技的应用可以显著提高管理效率、增强法律服务的精准性和便捷性，并推动法治体系的现代化。例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在线法律咨询，企业员工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法律建议和解答。在收集、整合和分析各类法律数据，如案例、法规、裁判文书等基础上，基于历史案例和算法模型，可就法律合规问题进行趋势预测和风险评估，为法治管理提供前瞻性建议。又如，人工智能系统不仅能自动审查合同条款，发现潜在的法律风险和合规问题，还能对合同从起草、审批、签署到执行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智能化管理，极大提高合同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即便是法治宣传这样传统的工作，都可以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新技术，打造互动式普法平台，精准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素养。
(五)加强涉外法治。涉外法治是国资央企法治合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央企国企国际化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国资央企“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涉外法治问题日益凸显，成为企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课题。通过解决涉外法治问题，国资央企可以进一步规范企业行为，提升企业国际形象和信誉，从而为其在国内的法治建设提供新的动力和方向。故新质法治合规建设应对涉外法治体系的建立健全进行战略布局，统筹推进企业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六)一体化设计与实施。在新质法治合规建设的全部路径中，一体化设计与实施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策略。它强调将法治合规的各个环节和要素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协同作用，提高治理效能。即将原本相对独立的法治、合规、内控、风险管理等进行整合，形成一个管理体系或一套有机的管理机制。这套管理机制要求企业各部门能够打破部门壁垒，在法治合规工作中能够密切配合、信息共享，协同管控，实现风险防控的立体式全方位覆盖。在设计理念上，新质法治合规建设提倡以法治为框架，以法务为赋能，以合规为底线，以内控为抓手，以风险为导向的“五位一体”管理模型;在实施机制上，新质法治合规建设提倡事前监测预警、事中动态评估、事后有效应对的全流程管理控制。由此，方可促进法治合规管理的同向发力、同频共振，从而切实提升国资央企的法治化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
来源：本文刊登于《现代国企研究》2024年第12期，作者：陶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