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6起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聚焦智慧停车、人脸识别、网络虚假招聘、“网络开盒”等6大民生高频场景。这批案例不仅是检察机关履行公益诉讼职能的生动实践，更标志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从单点治理迈向全链条、系统化防控的新阶段，为筑牢数字时代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屏障提供了坚实的司法样本。

　　点评人：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丽红

　　近年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框架不断健全。从民法典设立“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专章，到个人信息保护法于2021年正式施行，再到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配套立法相继出台，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法律保障网络。特别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合法、正当、必要”三大基本原则，并引入“告知—同意”机制、敏感信息特别保护制度以及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等先进理念，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此次最高检发布的案例，正是上述法律精神在司法领域的具体落地。

　　从治理意义来看，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精准锚定个人信息保护的痛点与盲区，实现了良好的司法监督效果。

　　以往个人信息保护案件多集中于刑事打击层面，聚焦于倒卖信息的黑灰产业链末端，而公益诉讼的介入则打通了“前端预防、中端监管、后端惩戒”的治理闭环。这些案例的价值在于，检察机关不再局限于个案追责，而是以公益诉讼为抓手，倒逼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推动行业完善信息保护制度，实现了从“个案修复”到“源头治理”的升级。

　　与此同时，典型案例的发布彰显了检察机关精准监督、协同共治的办案思路，破解了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诸多治理难题。

　　个人信息保护具有跨领域、隐蔽性、专业性强的特点，传统监管模式难以应对新型侵权行为。此次案例中，检察机关创新运用多种手段破解取证难、认定难问题，不仅强化了司法惩戒力度，更通过“检察+行政+技术”的协同模式，构建起多元共治的个人信息保护格局。

　　从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进步维度审视，这批典型案例标志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正在实现三大跃升。

　　其一，保护范围从“显性信息”向“全维度信息”拓展。案例既涵盖人脸信息、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也将逝者及其亲属信息纳入保护范畴，体现了“全覆盖、无死角”的保护理念，呼应了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的要求。

　　其二，保护模式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检察机关通过大数据监测、公益诉讼线索摸排等方式，主动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改变了以往“民不举、官不究”的被动局面，推动个人信息保护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预防。

　　其三，保护主体从“单一执法”向“协同共治”升级。案例中，检察机关积极联动网信、住建、卫健、文旅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同时邀请人大代表、专家学者、“益心为公”志愿者参与案件办理，形成了“司法监督、行政监管、社会参与”的多元治理合力。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个人信息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这批案例的价值

　　不仅在于解决了当前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突出问题，

　　更在于为后续同类案件办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推动个人信息保护法治体系

　　不断完善。

　　未来，

　　随着检察公益诉讼职能的

　　进一步延伸，

　　以及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的

　　持续健全，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必将迎来更加规范化、系统化的新阶段，

　　为数字中国建设筑牢坚实的

　　法治根基。

　　来源：法治周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