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以及“十五五”时期，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体系深化建设，应围绕哪些要点展开?今天说一说这个话题。

　　要先强调的是，当前国企加强公司治理，进而落实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不再是“有”，还是“没有”的问题了。“十五五”期间，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体系建设必须迈向“好”还是“不好”的新阶段。也即，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体系建设的工作目标，不能再满足于进行治理机制的设计或治理文件的制定了，而是要追求治理效能的发挥，治理能力的提升了。

　　如何实现“好”的治理效能?个人认为，需要一种以终为始的设计，以及对其实现路径的持续探索。

　　本文提出，推进中国式公司治理效能发挥，是“十五五”央国企公司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目标。对于这个目标的实现，建议围绕如下几项要点。

　　一是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公司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都是始于价值定位。即，公司治理体系建设，先要明确到底是“为谁而治理”?

　　国企公司治理体系中的“谁”，当然不仅仅是所谓股东中心主义或董事会中心主义，而是我们常说的“多元利益相关者”。关键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公司治理，这个“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内涵，是非常具有“特色”的。

　　任何体制下的公司治理体系或治理机制，都是为服务于公司发展战略目标的，中国的国有企业也不例外。国企公司治理，也正是为促进国企发展战略目标的。

　　当下，国企发展战略目标是既要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经济责任)，又要服务国家战略、推动科技创新，维护产业安全(政治责任)，还要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共同富裕(社会责任)等。

　　这个“综合”的发展战略目标，决定了只有充分发挥党组织在治理结构中的作用，才能确保企业在追求经济绩效的同时，不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社会期望。

　　这便是国企公司治理“多元利益相关者”的中国特色。其实现路径便是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党委(党组)始终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

　　二是打造清单式治理结构。在多元利益相关者“共治”的架构下，最忌权责模糊、交叉重叠或出现真空。

　　当前国企公司治理体系建设的一个难点，便是对党组织、董事会、经理层等主体权责如何进行精准界定。党委前置研究研讨的范围如何确定，哪些事项需要“政治把关”，可保证前置程序既不缺位、也不越位?董事会的决策中心地位如何体现以及如何保障，经理层又如何激发其活力和执行力?对这些关乎“权、责、利”的问题，不给出合理合规的解答，便是治理的失败。

　　“十五五”期间，要进一步对治理主体的权责进行细化，使其更具操作性。其实现路径，当前主要体现为竭力深化打造“事项清单”或“权责清单”。如细化《党委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董事会决策事项清单》、《经理层经营管理事项权责清单》等，并配套相应议事规则、管理办法。

　　三是激活董事会。董事会一直处于公司治理的“枢纽”位置，其效能直接决定了治理体系的整体效能。但实践中董事会建设可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要么，董事会沦为对管理层已确定方案的“确认会”和“通报会”。董事会议案准备仓促，讨论时间不足，董事往往在会前无法获得充分信息，会上难以进行深度质询和辩论，最终决策流于形式。

　　要么，董事会过度依赖党组织的前置研究，放弃自身的决策责任，对于决策的商业判断缺乏专业性。

　　要么，外部董事不“懂事”。部分外部董事可能是荣誉性、照顾性安排，缺乏必要的专业能力和时间投入，无法提出建设性意见。

　　以上几点原因，正是董事会“形似而神不至”的问题所在。当前董事会需要重新“激活”，克服其面临的“仪式化、模糊化、形式化”等挑战，回归为企业的决策中心。其实现路径包括：精选外部董事、做实专门委员会、落实重大事项决策权、建立决策后评估机制以及提升董事履职能力等。

　　四是构建新的“大监督”体系(机制)。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原理是“委托与监管孪生”。权力在哪里，监督就必须跟随到哪里。

　　国企公司治理中的权力与权利，必须受到约束，这同样是完善国企公司治理体系建设的必然之举。传统以监事会为主的监督格局，随着新公司法等实施及企业数字化转型，已然发生重大改变。

　　首先，国企治理体系建设须整合各类监督力量，推动党内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巡视巡察监督与出资人监督、审计监督、职工民主监督、社会监督等贯通协调。明确各类监督主体的职责边界和协作机制，避免重复监督和监督盲区。

　　其次，充分发挥及加强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的监督职能，不再限于财务审计或财务监督，而是对公司的全面风险、内部控制和管理流程的有效性等进行全面监督，并由此可重新定义审计委员会作为第三道防线在“大监督”中的角色。

　　最后，将“穿透式监管”理念与方法嵌入监督流程。“穿透式监管”不仅是监管机构的要求，也是未来国有企业大监督体系的核心工作方法。通过大数据和技术手段，构建一个以审计委员会为中枢的新的智慧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