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股东权利滥用引发的风险事件频发，部分股东通过隐匿股权架构、虚假注资、违规关联交易等方式套取保险资金，将保险公司异化为“提款机”，严重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合法权益，扰乱保险市场秩序，甚至滋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为遏制保险领域股权乱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我国金融监管呈现出日趋严格的态势，监管部门以“长牙带刺、有棱有角”为监管目标，出台一系列监管政策与法律规范，强化对保险公司股东权利的规制与限制。2024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国十条”)，从前期穿透式审查、事中行为管控到事后责任追偿，构建了全链条的股东权利规制体系，进一步凸显了股东权利限制在保险监管中的核心地位。
与一般商事公司不同，保险公司具有经营风险的特殊性、资金来源的社会性、利益关联的广泛性等特征，其股东权利的行使必然受到更多公法层面的干预与限制。传统公司法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导向，而保险法以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为首要目标，这种立法价值的差异决定了保险公司股东权利不能完全遵循一般公司的权利行使规则，必须建立符合保险行业特性的权利限制机制。然而，我国现行保险公司股东权利限制法律规则仍存在诸多不足，立法层级不一、规则内容分散、执行力度不足等问题导致部分规则流于形式，难以有效遏制股东权利滥用行为。
在金融监管趋严的背景下，系统梳理保险公司股东权利限制的法律规则，剖析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对策，对于规范股东行为、优化保险公司治理结构、防范保险领域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基于此，围绕保险公司股东权利限制的法理基础、现行规则、存在问题及完善路径展开深入探讨，以期为相关立法修订与监管实践提供参考。
二、保险公司股东权利限制的法理基础与现实动因
(一)法理基础
1.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
保险业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社会性与公共性，其经营活动不仅涉及股东与公司的私益，更关乎广大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甚至影响社会经济秩序与金融稳定。保险公司通过汇集众多投保人的保费形成保险资金，这些资金本质上是对投保人的负债，而非股东的自有资金，股东以较小的出资比例即可获得对庞大保险资金的控制权，这种权利与责任的失衡使得股东权利的行使必须受到严格限制，以避免股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当股东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障社会公共利益，这为保险公司股东权利限制提供了核心法理依据。
2.股东信义义务理论
信义义务起源于信托法，后逐步延伸至商事领域，成为规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的重要法律原则。信义义务要求义务人以善意、谨慎的态度为受益人最大利益行事，不得利用自身优势地位谋取不正当利益。保险公司的股东，尤其是控制类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凭借其持股优势或控制权，能够对公司经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甚至直接操控公司运营，其行为直接关系到公司、中小股东及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保险公司股东应当承担比一般公司股东更严格的信义义务，包括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忠实义务要求股东不得利用关联交易、股权质押等方式损害公司利益，不得进行利益输送;勤勉义务要求股东在参与公司治理过程中，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基于公司最大利益作出决策。
3.风险防范与金融稳定原则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当前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保险公司作为经营风险的特殊机构，其自身经营风险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与外溢性，一旦发生经营危机，不仅会导致公司破产清算，还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股东权利滥用是引发保险公司经营风险的重要根源，虚假注资、抽逃股本会削弱公司资本实力，违规干预经营会破坏公司治理机制，不当关联交易会导致保险资金流失，这些行为均可能引发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进而滋生系统性风险。因此，对股东权利进行限制，规范股东行为，是防范保险公司经营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必然要求。
(二)现实动因
1.遏制保险领域股权乱象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我国保险市场出现了一系列股权乱象问题，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部分实际控制人通过隐匿股权架构、代持股权等方式突破持股比例限制，间接控制保险公司的人事、财务与经营决策;部分股东以非自有资金出资，通过虚假注资、循环注资、抽逃股本等方式套取保险资金;部分大股东利用关联交易，将保险公司作为资金融通的平台，通过不正当关联交易转移公司资产，损害公司与投保人利益。这些股权乱象的存在，导致保险公司治理失效、风险积聚，甚至出现重大风险事件，对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因此，必须通过严格限制股东权利，强化对股东行为的规制，从源头上遏制股权乱象，净化保险市场环境。
2.强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的必然要求
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履行保险责任、保障投保人利益的核心能力，也是保险监管的核心指标。股东权利滥用直接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股东虚假注资会导致公司实际资本不足，抽逃股本会直接削弱公司资本实力，违规分红会减少公司可支配资金，这些行为均会导致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下降，无法有效应对保险赔付需求。为强化偿付能力监管，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规则，对股东分红权、股权处置权等权利进行限制，例如规定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达标时，大股东应支持公司减少或不进行现金分红，确保公司资本充足，维持正常的偿付能力。
3.适应金融监管趋严的时代趋势
近年来，我国金融监管进入常态化严监管阶段，监管部门不断强化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完善监管规则，提升监管效能。在保险领域，监管部门以“穿透式监管”“分类监管”为核心手段，加强对保险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监管，严厉打击股东权利滥用行为。“新国十条”明确提出强化股东穿透式审查、建立实际控制人“黑名单”制度、打击违规持股和非自有资金出资等监管要求，进一步收紧了对股东权利的规制。适应金融监管趋严的时代趋势，需要完善保险公司股东权利限制法律规则，使股东权利行使符合监管要求，实现监管目标。
三、金融监管趋严背景下保险公司股东权利限制的现行法律规则梳理
我国现行保险公司股东权利限制法律规则呈现出“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多层次体系，涵盖股东资质准入、股权流转、经营参与、权利行使等多个维度，形成了全链条、多维度的规制框架。
(一)股东资质准入阶段的权利限制
股东资质是保障保险公司稳健经营的基础，监管部门通过设定严格的股东资质条件，限制不合格主体进入保险市场，从源头上防范股东权利滥用风险。《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作为规范保险公司股权管理的核心规章，根据持股比例、资质条件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将保险公司股东分为财务Ⅰ类、财务Ⅱ类、战略类和控制类四类，并分别设定了差异化的资质要求。
对于财务Ⅰ类股东(持股不足5%)，要求其经营状况良好、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盈利、纳税记录良好、最近三年内无重大失信行为和违法违规记录等;财务Ⅱ类股东(持股5%以上不足15%)在此基础上，还需具备核心主业突出、最近两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净资产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等条件;战略类股东(持股15%以上不足三分之一)需满足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净资产不低于10亿元人民币、权益性投资余额不超过净资产等要求;控制类股东(持股三分之一以上或具有控制性影响)则需具备总资产不低于100亿元人民币、最近一年末净资产不低于总资产的30%等严格条件。此外，《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明确禁止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股权结构不清晰者、曾存在虚假出资行为者等八类主体成为保险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同样适用上述禁止性规定。
针对境外金融机构投资者，《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额外要求其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最近一年末总资产不低于20亿美元、最近三年内国际评级机构对其长期信用评级为A级以上等条件，确保境外股东具备相应的资本实力与风险管控能力。同时，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只能成为财务Ⅰ类股东，自然人仅能通过购买上市保险公司股票成为财务Ⅰ类股东，严格限制非合格主体的持股资格与持股比例，从准入环节限制股东权利的滥用。
(二)股权流转与处置阶段的权利限制
为维护保险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性，保障公司经营的持续性，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股东的股权流转与处置行为设定了严格限制，避免股权频繁变动或不当处置引发公司经营风险。
在股权锁定期方面，《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规定控制类股东股权锁定期为五年，战略类股东为三年，财务Ⅰ类和财务Ⅱ类股东分别在一年、二年内不得转让所持股权，通过锁定期限制，确保股东长期持有股权，与公司共同承担经营风险。在股权转让审批方面，监管机构对直接或间接、单独或共同收购保险公司主要股权或控制权的行为享有审批权，未经批准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近年来，已有多家保险公司股权转让因不符合监管要求未获批准，体现了监管部门对股权流转的严格管控。
在股权质押方面，《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股东质押其持有的保险公司股权，不得损害公司利益，不得利用股权质押进行代持、违规关联持股或变相转移股权。《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试行)》进一步强化了股权质押的限制，规定股权质押比例超过50%的大股东不得行使表决权，通过限制表决权的行使，防范股东通过股权质押变相转移控制权或损害公司利益。此外，监管部门要求保险公司建立股权质押信息披露机制，及时向监管机构报告股权质押情况，确保股权质押行为处于监管视野之下。
(三)经营参与与权利行使阶段的权利限制
在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过程中，监管部门通过限制股东的表决权、提名权、经营权等权利，防范股东不当干预公司经营，维护公司治理的独立性与有效性。
在表决权限制方面，除股权质押比例超过50%不得行使表决权外，《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试行)》明确股东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合并计算，避免股东通过分散持股规避监管。同时，禁止大股东通过表决权委托等方式变相转移股东权利、超比例持股，规定大股东委托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的，代理人不得为股东自身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所提名董事和监事以外的人员，严禁接受非关联方委托行使表决权。这些规定有效遏制了股东通过表决权操控公司决策的行为。
在董事提名权限制方面，为避免大股东通过提名董事控制董事会，《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规定同一股东及其关联方提名的董事原则上不得超过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应当独立、审慎地行使董事提名权，不受股东影响。这一限制确保了董事会的多元化与独立性，防止董事会成为大股东操控公司的工具。
在经营干预限制方面，《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试行)》明确列出了九类禁止的不当干预行为，包括对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设置前置批准程序、干预工作人员选聘、越过股东会直接任免工作人员、干预正常经营决策、要求保险公司开展特定业务等。这些禁止性规定划清了股东权利与公司经营权的界限，保障保险公司独立开展经营活动，避免股东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公司。
(四)收益分配与资金使用阶段的权利限制
为保障保险公司的资本充足性与偿付能力，监管部门对股东的分红权等收益分配权利进行了严格限制，平衡股东收益与公司风险防控的关系。《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试行)》规定，大股东应当支持保险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状况、风险状况、资本规划及市场环境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平衡现金分红与资本补充的关系。当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不达标、公司治理评估结果低于C级、存在重大风险事件或重大违法违规情形等情况时，大股东应支持公司减少或不进行现金分红，确保公司留存足够资金应对风险。
在资金使用方面，《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要求股东以来源合法的自有资金投资保险公司，不得用银行贷款及其他形式的非自有资金投资，严禁股东抽逃股本、虚假注资或循环注资。监管部门通过穿透式审查，核查股东出资资金的来源，严厉打击非自有资金出资行为，确保保险公司资本的真实性与稳定性，保障公司具备充足的资金应对经营风险。
(五)事后责任追究阶段的权利限制与规制
为强化对股东权利滥用行为的惩戒力度，监管部门建立了事后责任追究机制，明确股东滥用权利的法律后果，形成“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惩戒”的全链条规制体系。“新国十条”提出建立股东不当所得追回制度和风险责任事后追偿机制，对股东通过违法违规行为获得的不当利益予以追回，对因股东行为导致公司发生风险的，依法追究股东的赔偿责任。
《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试行)》进一步明确，大股东滥用权利给银行保险机构造成损失的，银行保险机构应当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此外，监管部门还建立了股东失信惩戒机制，将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股东纳入黑名单，限制其参与保险市场活动，提高股东权利滥用的违法成本。
四、当前保险公司股东权利限制法律规则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已构建了多层次的保险公司股东权利限制法律规则体系，但在金融监管趋严的背景下，现行规则仍存在诸多不足，难以完全满足防范化解保险领域风险、规范股东行为的现实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层级偏低，规则碎片化严重
我国现行保险公司股东权利限制的核心规则主要体现在部门规章与规范性文件层面，如《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试行)》等，而《保险法》《公司法》等法律层面的规定较为原则性，缺乏具体可操作的内容。法律层面仅对股东权利滥用的一般责任作出规定，但未针对保险公司股东的特殊性设定专门的权利限制条款，导致部门规章的监管要求缺乏上位法的有力支撑，法律效力不足。
同时，各类规则分散于不同的监管文件中，缺乏系统性与协调性，存在规则冲突、重复或空白的问题。例如，关于股东资质的要求分散在《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试行)》等多个文件中，部分条款存在表述不一致的情况;关于股东信义义务的规定，在《公司法》《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等文件中均有涉及，但缺乏统一的界定与具体的履行标准，导致实践中监管部门与法院在适用规则时存在分歧，影响规则的执行效果。
(二)股东信义义务体系不完善，责任界定模糊
虽然新《公司法》明确了实际控制人的信义义务，《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试行)》也对大股东的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作出了规定，但现行规则对保险公司股东信义义务的界定仍不够清晰，缺乏具体的履行标准与判断依据。例如，对于忠实义务中的利益冲突规避、关联交易合规性等要求，仅作出原则性规定，未明确具体的禁止性情形与判断标准;对于勤勉义务的履行，未明确股东在参与公司治理过程中应尽的注意义务程度，导致实践中难以判断股东是否违反勤勉义务。
此外，股东权利滥用的责任界定模糊，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衔接不够顺畅。在民事责任方面，股东滥用权利给公司或投保人造成损失的，赔偿范围与计算标准不明确，中小股东与投保人的维权难度较大;在行政责任方面，处罚力度不足，多以罚款、警告等惩戒方式为主，难以形成有效震慑;在刑事责任方面，针对股东虚假注资、抽逃股本、利益输送等行为的刑事追责机制不完善，部分严重违法违规行为难以得到刑事制裁，导致股东权利滥用的违法成本较低。
(三)穿透式监管落实不到位，监管协同机制缺失
穿透式监管是防范保险公司股东权利滥用的核心监管手段，但当前穿透式监管在实践中仍存在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一方面，股东股权架构隐匿、复杂，部分股东通过多层嵌套、代持股权等方式规避监管，监管部门难以全面穿透核查股权来源与实际控制人，导致部分不合格股东变相进入保险市场;另一方面，穿透式监管的标准与流程不统一，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不及时、不充分，难以形成监管合力，影响监管效率。
此外，监管协同机制缺失，金融监管部门与市场监管、税务、司法等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不足，信息互通与执法联动机制不完善。例如，在股东资质审查过程中，金融监管部门难以获取股东的纳税记录、失信信息等跨部门数据，导致资质审查不够全面;在股东权利滥用行为的查处过程中，各部门之间的执法标准不统一，难以形成联合惩戒合力，部分违法违规股东通过跨领域转移资产等方式逃避责任追究。
(四)权利救济机制不健全，中小股东与投保人利益保障不足
现行规则对中小股东与投保人的权利救济机制关注不足，当股东权利滥用损害其利益时，缺乏便捷、有效的救济途径。在中小股东救济方面，虽然《公司法》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股东直接诉讼等救济方式，但对于保险公司中小股东而言，存在诉讼门槛高、举证难度大、诉讼成本高等问题。例如，股东代表诉讼要求股东连续持股达到一定期限，且需先请求监事会或董事会提起诉讼，程序繁琐;在举证方面，中小股东难以获取公司内部信息，难以证明股东存在权利滥用行为及损害后果，导致维权成功率较低。
在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救济方面，现行规则缺乏专门的救济机制。当股东权利滥用导致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或破产清算，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时，投保人、被保险人只能通过保险保障基金获得有限补偿，难以向滥用权利的股东追偿。此外，投保人、被保险人作为利益相关方，缺乏参与保险公司治理的途径，无法对股东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导致其利益难以得到提前防范与保障。
(五)规则适应性不足，难以应对新型股东权利滥用行为
随着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保险公司股东权利滥用的方式不断翻新，出现了通过互联网平台变相持股、利用金融产品违规入股、借助关联交易进行跨境利益输送等新型违法违规行为。但现行股东权利限制规则多针对传统的权利滥用方式，对新型行为的规制存在空白，难以适应监管实践的需要。例如，对于资产管理计划、信托产品投资保险公司股权的行为，《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仅规定单一产品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但对于多个关联产品合并持股、变相控制保险公司的行为，缺乏有效的规制措施;对于跨境股权交易、跨境关联交易等行为，监管规则不够完善，难以防范跨境风险传导。
五、金融监管趋严背景下保险公司股东权利限制法律规则的完善路径
针对当前保险公司股东权利限制法律规则存在的问题，结合金融监管趋严的政策导向与保险行业发展实际，应从立法体系、信义义务、监管机制、责任追究、权利救济等方面入手，构建科学合理、系统完善的股东权利限制法律规则体系，防范化解保险领域风险，促进保险业高质量发展。
(一)构建层级分明的立法体系，实现规则系统化
1.完善上位法规定，提升立法层级。在《保险法》修订过程中，增设专门章节规范保险公司股东权利限制，明确股东权利限制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核心内容与法律责任，将部门规章中的重要监管要求上升为法律规定，增强规则的法律效力与权威性。同时，修订《公司法》相关条款，针对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股东的特殊性，细化股东信义义务、权利限制与责任追究的具体规定，实现《保险法》与《公司法》的衔接协调。
2.整合部门规章，消除规则冲突。梳理现行各类监管文件中关于保险公司股东权利限制的规定，整合形成统一的《保险公司股东行为监管条例》，明确股东资质、股权流转、权利行使、责任追究等方面的统一标准与流程，消除规则碎片化与冲突问题。同时，建立规则动态更新机制，根据保险市场发展与监管实践需要，及时修订完善相关规则，应对新型风险与挑战。
(二)强化股东信义义务，明确责任界定标准
1.完善股东信义义务体系。明确保险公司股东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细化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的履行标准。在忠实义务方面，列举禁止性情形，如禁止虚假注资、抽逃股本、不当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等行为，明确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与披露要求;在勤勉义务方面，明确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注意义务标准，要求股东积极参与股东会、认真审议议案、对公司经营管理提出合理建议，对未尽到勤勉义务导致公司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扩大信义义务的适用范围，将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关联方等均纳入信义义务的约束范围，实现全链条规制。
2.明确股东权利滥用的责任界定。细化股东权利滥用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具体内容，实现三类责任的有效衔接。在民事责任方面，明确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建立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减轻中小股东与投保人的举证负担;在行政责任方面，加大处罚力度，提高罚款金额，增设市场禁入、股权没收等惩戒措施，对严重违法违规股东终身禁止进入保险市场;在刑事责任方面，完善相关罪名设置，加大对虚假注资、抽逃股本、利益输送等严重违法行为的刑事追责力度，提高股东权利滥用的违法成本。
(三)健全穿透式监管机制，强化监管协同配合
1.落实穿透式监管，防范监管套利。明确穿透式监管的标准、流程与范围，要求保险公司全面披露股权架构、实际控制人、资金来源等信息，监管部门对股东股权进行全链条穿透核查，严厉打击股权代持、多层嵌套、虚假出资等规避监管的行为。建立股东股权信息登记制度，依托金融监管大数据平台，构建全国统一的保险公司股东股权信息数据库，实现股权信息的动态监管与共享，提高监管效率。
2.完善监管协同机制，形成监管合力。建立保险监管部门与市场监管、税务、司法、外汇管理等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与执法联动机制，明确各部门的监管职责与协作流程，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联合核查、联合惩戒。例如，保险监管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共享股东工商登记信息，与税务部门共享股东纳税信息，与司法部门建立案件移送机制，确保股东违法违规行为得到及时查处。同时，加强跨境监管合作，与境外金融监管机构建立信息交流与执法协作机制，防范跨境股东权利滥用与风险传导。
(四)完善权利救济机制，保障中小股东与投保人利益
1.优化中小股东救济途径。降低股东代表诉讼的门槛，缩短股东持股期限要求，简化诉讼程序，允许中小股东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建立股东集体诉讼制度，允许多个中小股东联合提起诉讼，降低诉讼成本;设立专门的中小股东维权机构，为中小股东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提高中小股东的维权能力。同时，强化董事会、监事会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责任，要求董事会、监事会及时制止股东权利滥用行为，对未履行保护义务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2.建立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救济机制。明确投保人、被保险人在股东权利滥用导致公司损失时的追偿权，允许投保人、被保险人通过集体诉讼等方式向滥用权利的股东追偿;完善保险保障基金制度，扩大保险保障基金的补偿范围，提高补偿标准，确保投保人、被保险人在保险公司破产清算时能够获得充分补偿。同时，赋予投保人、被保险人参与保险公司治理的权利，允许投保人代表进入监事会或董事会，对股东行为进行监督，防范股东权利滥用。
(五)强化规则适应性，应对新型风险挑战
1.完善新型股东权利滥用行为的规制规则。针对资产管理计划、信托产品等金融产品投资保险公司股权的行为，明确合并持股比例限制，禁止通过多个关联产品变相控制保险公司;针对互联网平台参与保险股权交易的行为，建立专门的监管规则，规范交易流程，防范虚假交易与利益输送;针对跨境股权交易与关联交易，强化跨境穿透监管，明确交易审批程序与信息披露要求，防范跨境风险传导。
2.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监管效能。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构建智能化监管平台，实现对保险公司股东行为的实时监测与风险预警。通过区块链技术记录股东股权流转、关联交易等信息，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与不可篡改;利用大数据分析股东行为模式，及时识别股东权利滥用的潜在风险，提前采取监管措施，防范风险积聚。
六、结论
金融监管趋严背景下，强化保险公司股东权利限制是防范保险领域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保护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利益的必然要求。我国现行保险公司股东权利限制法律规则已形成多层次的规制框架，但仍存在立法碎片化、信义义务不完善、监管协同不足、权利救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难以完全适应监管实践的需要。为此，应立足保险行业的特殊性与监管趋严的政策导向，通过构建层级分明的立法体系、强化股东信义义务、健全穿透式监管与协同机制、完善权利救济机制、强化规则适应性等措施，优化保险公司股东权利限制法律规则，规范股东行为，防范化解保险领域金融风险。
未来，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与金融监管的持续强化，保险公司股东权利限制法律规则应保持动态调整与完善，既要严厉打击股东权利滥用行为，又要兼顾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实现股东利益、公司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促进保险业高质量发展，为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提供有力保障。